近年，西方人類學家提出一個新觀點：蚊子是人類文明史的最重要塑造者。這顛覆三觀的觀點是否屬實，我們一起回顧一下歷史。
從神話到現實
在《封神演義》的傳說中，蚊道人是來自洪荒的鴻蒙凶獸血翅黑蚊，甫一出場就撿了大便宜。他吸食了被接引道人打回原型不能動彈的截教高徒龜靈聖母，不待被捕，便化作蚊群四散飛逃，又到西方極樂世界把十二品蓮台偷食了三品，自此立地成魔，成為大神通者。
比之其他封神人物要麼抽筋斷臂，要麼輪迴苦練，要麼命途多舛，蚊道人卻因著此節，被後世許多人認為是封神大劫中的最大贏家。
也許許仲琳創作時正經歷蚊蟲啃噬吸血之苦，才有了這陰險可怖的蚊道人，明朝時古人也許尚未意識到蚊蟲除了吸食血液外，在傳播疾病中發揮的重大作用。
實際上，在作家生活的明朝中晚期的江南，正是瘧疾流行之地，瘧原蟲的主要傳播者，就是蚊子。
瘧疾之名始見於先秦典籍，《禮記·月令》已有“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之說。明清時江南稱為瘧，江西稱瘴，但由於微生物學尚無佐證，其病理始終模糊不清。
光緒《吉安府志》卷五十三：“嘉靖四十年秋，永寧瘴作，疫死千人。”萬曆時期在東南地區更是流行一時。萬曆五年（1577）年江西永新，永寧，福安等地出現大範圍的流傳，造成永寧、福寧“死者無算”，永新“死者不可勝紀”的嚴重後果。
萬曆三十一年又流行於浙江的嘉興地區，包括嘉興，秀水，桐鄉等縣，這次流行的共同特點是“瘧疾盛行，腹腫則死”，足見其威力。
儘管包括瘧疾在內的數種疫病使明朝吃盡了苦頭，然則明朝開國時，“蚊將軍”還曾擔任先鋒軍，一蚊當關禦敵於國門之外。
“民族英雄”蚊將軍？
1404年11月27日，神州定鼎、百廢待興。朱棣上台後的大明第一個五年計畫正進行到關鍵時期，哪料有西亞宵小帖木兒者，被收拾完奧斯曼的豐功偉績沖昏了頭腦，竟欲起二十萬大軍來犯中原。
狼煙起，西風獵，軍陣肅殺！帖木兒原系突厥化蒙古人後裔，出身不咋滴。但他以成吉思汗為偶像，娶了黃金家族的直系後裔做老婆，從此以後把自己也當做了鐵木真的後代。從蒙古繼承而來的，除了殘酷好殺，還有無邊的野心。
彼時大明兵鋒尤勝，洪武朝的老將雖然都已仙逝，但在靖難之役的戰火中成長的兵將戰力實非後世可比。朱棣其實也並未把西邊的勞師遠征放在心頭，只輕飄飄下了一道旨意讓甘肅總兵左都督宋晟整兵備戰。
反觀帖木兒一行卻如臨大敵，小心翼翼地朝著大明邊疆挺近，時刻面臨缺衣少糧的困境。為此他們特意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帶著糧食種子和數百母駝隨行，凡行至沃土便播下糧種預備來年收割，駝奶和稻種給帖木兒忐忑不安的遠征穩了些心。
然而，老謀深算的帖木兒還是失策了，他兵行至邊境訛答剌，先遭冰雪驟降大量損兵折將，後來他本人也患上了瘧疾，出征不足四月便一命嗚呼，去見真主安拉了。
明初最大的邊患由此被蚊將軍一戰而解！
很多寶寶會問，帖木兒死於冬季，即使患上瘧疾，與出沒於夏季的蚊子有什麼關係呢？
讓我們回顧一下虐原蟲的傳播途徑和方式。瘧疾的傳播途徑為雌性按蚊叮咬人體傳播，少數由輸入帶有瘧原蟲的血液或母嬰傳播發病。
瘧疾潛伏期的長短與進入人體的原蟲種株、子孢子數量和機體的免疫力有密切關係。短則數日，而長潛伏期卻會達到6~12個月或更長，一旦身體抵抗力下降就容易病發。
因此，儘管不可思議，且並未彪炳史冊，但蚊將軍的確在無意中立了一功。巧合的是，百餘年後，蚊子幾乎以同樣的方式從帖木兒後裔中拯救了印度教徒。
蚊子拯救印度教徒
最初的受害者是莫臥兒帝國的開國皇帝巴布爾，他是帖木兒的六世孫，我們曾在《一顆被詛咒鑽石引發的腥風血雨，十國覆滅、卅王隕落（一） 》提到過這段印度史，在16世紀頭三十年滅亡德里蘇丹和後，雄心勃勃的“老虎”正企圖越過溫德亞山，進一步征服南印度和東北印度，但於1530年12月26日患瘧疾身鄖德里，致死未能如願。而他的子孫後代就沒有那麼爭氣了。
莫臥兒帝國的第三位皇帝阿克巴採取了不同的治國策略，試圖用懷柔之策感化印度教徒，實現南亞大陸的大一統，儘管他的舉措大大緩解了印度教徒對伊斯蘭統治者的抵抗情緒，但卻引發了新的不滿。
這且不表，單說阿克巴採取的措施如何導致他最終身死政消。為了收攏印度教徒之心，阿克巴在日常行為中刻意遵循印度教的習俗，堅持食素並養成了印度教神聖的好習慣，就是每餐前要喝一碗恆河水。
俗話說“幹了這碗恆河水，來世再做印度人”，恆河水不是一般人能喝的。果然在公元1605年的10月26日，在皇宮內用完晚膳後照例飲用了一大罐恆河水，之後就患上了嚴重瘧疾，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見他的先祖帖木兒了。
那麼，引起阿克巴患瘧疾的瘧原蟲和恆河的水有什麼關係呢？上世紀初，一位意大利科學家通過大量觀察提出了假設：蚊子傳播了瘧疾並在水中繁殖，因此水中含有大量帶有瘧原蟲的蚊子幼蟲。
一位英國醫生實驗後驗證這個假設，蚊子才是人體患瘧疾的真正原因，並且制定了一系列治療和預防瘧疾的方法。
其實印度文獻中對瘧疾早有記載，印度教徒自身也深受瘧疾之苦。3500至2800年前印度北部河谷的吠陀文明和婆羅門的經文中有許多提到類似於瘧疾的發燒，他們把秋季發燒稱為“疾病之王”。
吠陀經文（Atharva Veda）詳細說明：在大雨過後或有大量草被時，發燒特別普遍。古代印度教徒也意識到了蚊子的潛在危害。公元前800年天醫曇梵陀利（Dhanvantari）寫道：“它們的叮咬像蛇一樣痛苦，並引起疾病……[傷口]好像被苛性物質或火燒傷一樣，呈紅色，黃色，白色和粉紅色，伴有發燒，疼痛。四肢，頭髮直立，疼痛，嘔吐，腹瀉，口渴，熱，頭暈，打哈欠，發抖，打顫，燒灼感，強烈感冒……”
(Charaka Samhita)是大約公元前300年撰寫印度草藥學之一，妙聞集(Susruta Samhita)寫於公元前100年左右，都將瘧疾歸集於以發燒為主要症狀的疾病。 它們將發燒分為五類，其中一類就是與昆蟲叮咬相關的發燒症狀。
回到歷史，直到莫臥兒帝國的第五位君主奧朗則布上位，莫臥兒帝國依然未能完成全印度征服，1659年他任命孟加拉國總督米爾·朱姆拉入侵阿薩姆邦，並配置了一支龐大的軍隊，蚊子卻再次幫助了印度教徒。
由於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在莫臥兒軍一方，因此阿薩姆地區崎嶇的地形和易患瘧疾的氣候給莫臥兒軍隊帶來了沈重的代價，致使米爾·朱姆拉在1663年撤退前也沒有完全實現對阿薩姆邦的征服。在他返回孟加拉國之前，朱姆拉本人也在1663年3月30日染上了瘧疾而亡。奧朗則布過後，印度次大陸在長年紛爭中四分五裂、耗空國力，面對西方殖民者的步步緊逼再也無力抵禦，接下來就是歷史了。
奧朗則布與朱姆拉
蚊子摧毀了幾乎無敵的蒙古帝國
往前回溯，即使強盛一時的蒙古帝國也未能逃脫被蚊子戕害的命運。
12-13世紀之交，鐵木真帶領乞顏部族在充斥著搶劫，掠奪，復仇，血腥，腐敗的北亞草原崛起，經歷一系列無情的部落紛爭，合縱連橫，逐步在蒙古部落的權力舞台上樹立了威望和影響力。
到1206年，鐵木真基本統一了亞洲草原的蒙古部落，並創建了強大而具有凝聚力的軍事政治集團——蒙古汗國，蒙古鐵騎蠢蠢欲動，誓要席捲歐亞，弓馬所向、一匡天下。
然而，此刻的鐵木真還不知道，他的天下霸圖面臨著與1500年前另外一個橋接歐亞大陸征服者同樣的隱藏大敵。就如她在1500年前讓亞歷山大夢斷南亞一樣，蚊子仍潛藏在暗處困擾著蒙古帝國的擴張和征服，只待時機到時一擊必殺。
此時此刻，蒙古臣民已經進獻給鐵木真起一個新的尊號：成吉思汗，意即“宇宙之主”。成吉思汗完成蒙古諸部的聯盟之後，發起了一系列快速的對外軍事行動，迅速擴大蒙古的勢力範圍。
成吉思汗統治下的蒙古擴張部分是由於小冰河期影響的結果，劇烈的氣候變化極大減少了遊牧民賴以生活的草原面積。因此對於蒙古人來說，擴張是維持其生存的不二法門。
蒙古前進的驚人速度歸功於成吉思汗和他手下大將們的軍事能力，他們把遊牧民的閃電戰與退卻合圍等戰術發揚到極致，在歐亞草原和平原中無往不利，專業復合弓以及不知疲倦的騎手以驚人的速度包圍不幸的敵兵，恐怖而血腥的屠殺讓敵國聞風喪膽。
1220年，滅掉西遼和花剌子模後，蒙古帝國的勢力範圍從朝鮮開始，向南延伸到長江和喜馬拉雅山脈，並到達西部的幼發拉底河。為了追擊花剌子模殘餘勢力，成吉思汗將蒙古軍隊一分為二，他親率主力進攻印度，當哲別戰勝欽察援軍，進軍俄羅斯的好消息傳來，成吉思汗更加堅定平定印度的決心，盡快完成宏圖霸業。遂命大將率軍渡過恆河，由於當時氣溫炎熱潮濕，軍中疾病盛行，很多人生了瘧疾。意識到事不可為後成吉思汗只得返回阿富汗，這段歷史可參閱往期文章《中印關係三千年（二）：成吉思汗與亞歷山大止戈印度河 》。
第二支軍隊由哲別與速不台統領30000蒙古騎兵橫掃中亞諸國，並向北衝過高加索，進入欽察草原，擊潰了斡羅思（俄羅斯）與欽察聯軍，洗劫了速答黑城熱那亞商人，於1223年夏天迅速向東方撤退，經錫爾河北的草原與成吉思汗匯合。
蒙古人第一次西征為何決定放棄歐洲尚有爭議，但普遍認為，這場從追擊變為長征的軍事襲擊只是為了將來對歐洲全面入侵而進行的偵察任務，畢竟此刻的蒙古在東方還有心腹大敵未能解決。此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蒙古軍隊在高加索地區和黑海區域同樣遭遇了瘧疾。
接下來，成吉思汗開始他的西夏攻略，西夏這個國家一直是金國的鐵桿小弟，蒙古人自然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欲拔之後快。但令成吉思汗沒想到的是，身強力壯的自己會於次年夏曆七月十二日死於瘧疾。
普遍認為，他的死亡是由於慢性瘧疾導致免疫系統被嚴重削弱，最終造成傷口潰爛感染。臨終前他提出了聯宋滅金戰略，使蒙古人最終除去了他們明面上的最大天敵，然而，蒙古的真正敵人——按蚊依然逍遙法外。
這位幕後操控者對蒙古血的渴求依然孜孜不倦，為了她的強大帝國得以延續，另一個龐大的人類帝國將為她們發展壯大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來源。
成吉思汗死後，汗位傳給三子窩闊台，窩闊台繼承了他父汗血腥和野蠻的帝國擴張，1236年至1242年期間組織蒙古軍隊對歐洲發動了數次襲擊，強大的蒙古弓騎兵席捲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於1241年同時擊敗了佈雷斯勞附近的日耳曼人和布達附近的歐洲聯軍，直抵歐洲腹地。
但到了1242年，在聽說大汗窩闊台病逝的消息後，蒙古人卻突然放棄了歐洲，毅然回師漠北，此時的西方文明本已處於徹底毀滅的懸崖上。
一方面，急於參加新一屆大汗的選舉，成為蒙古諸侯從歐洲撤退的重要原因，也使西方文明躲過史上最危險的一劫。雖然拔都最終不會被選中，但他顯然有興趣從先王新喪的政治真空期分一杯羹。速不台無疑對這一決定大發雷霆，因為他當時正在策劃全面入侵神聖羅馬帝國的計畫，並在此之前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蒙古人撤退之前，他們在歐洲已經開始遇到強硬抵抗，比如奧地利。但是，維也納以東的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經被蒙古人夷為平地，西歐已是砧板上的肉，如果速不台成功地完成並執行進攻計畫，歐洲很可能會永久性地倒退幾個世紀。
關於蒙古人的撤軍，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強硬抵抗、大汗死亡引發的部落內訌，還有掠奪收益過少、氣候變化等原因。近期科學研究顯示小冰川期“寒冷的天氣影響了牧場的流動性，並妨礙了蒙古騎兵的軍事力量”。
在1241年夏秋兩季，大部分蒙古人部隊都駐紮在匈牙利平原上。儘管前幾年異常幹燥和溫暖，但1241年的春季和夏季異常潮濕，降水量比平常高，使東歐原先干燥的馬蓋爾草原變成了陰冷潮濕的沼澤地和蚊子的狩獵場。
馬匹是蒙古軍事實力的關鍵元素，然而養馬不可或缺的牧場卻大片消失，使他們優勢殆盡。潮濕的空氣使蒙古弓的粘膠無法凝結乾燥，陰冷的溫度讓弓弦更加脆弱，蒙古軍隊的距離和精準度優勢也被抵消。但使這些軍事弊端更加複雜的是蚊子的大量繁殖，她們善用瘧疾的力量，襄助瘧原蟲開始橫行無忌地在蒙古軍中恣虐，迫使蒙古人遠離歐洲。
當蚊子吸乾了歐洲征服的夢想時，從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發動了第三次西侵，這次的目的地是中東地區。
蒙古軍戰勝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建立了伊爾汗國，蒙古的勢力已發展到西南亞。到了忽必烈時期，整個蒙古帝國基本上已四分五裂，也就無力再次發動西徵了。
一些歷史學家相信，儘管蒙古人確實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面對瘧疾、其他疾病和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聯手防禦，他們一再被迫撤退。蚊子幫助黎凡特（Levant）地區從蒙古人的威脅中倖存下來，聖城耶路撒冷始終留在穆斯林手中。
早在幾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就已知道瘧疾的危害，蚊子傳播疾病的信念也很古老。最早的文獻用楔形文字記載於粘土板上的，將瘧疾歸因於巴比倫的毀滅和瘟疫之神內爾加爾（Nergal），它被描繪為雙翼，與蚊子極為相似。
幾個世紀後，當地人告訴定居在地中海東岸的迦南的非利士人，這是昆蟲之王貝爾澤布（Belzebub）神。這個邪神的名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直到早期的猶太人稱他為“魔鬼王子”。
甚至在古代，瘧疾和沼澤之間的聯繫也為人所知，惡魔或瘧疾之神就被認為生活在沼澤中。這種信念可能是關於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和九頭蛇的希臘寓言的起源。
除了神話，3500至4000年前的蘇美爾人和埃及人的文字提到發燒和脾臟腫大是瘧疾的症狀。蘇美爾的記錄中經常提到致命的流行病，可能就是由於惡性瘧原蟲.
總之，在歐洲和新月沃地都遭到蚊子的強硬抵抗之後，忽必烈通過征服亞洲大陸來抵消在西方的挫折。崖山之後，蒙古帝國進一步進軍東南亞，並滅絕了高棉文明。
高棉的吳哥文化起源於大約公元800年，在柬埔寨、老撾和泰國都留下影響力，並在13世紀初達到頂峰。農業擴張、水資源管理不善以及氣候變化為按蚊在湄公河流域繁殖提供了絕佳條件。
用於貿易而精心設計的運河、為魚米種養殖建設的水庫系統、為增加稻米產量進行廣泛的森林砍伐、頻繁的季風和洪水都為蚊媒登革熱和瘧疾的擴散創造了理想的天堂。
在1285年開始的南伐中，忽必烈忽視在夏季將部隊撤至非瘧疾北部的慣常策略。結果，瘧疾席捲了他在南中國和東南亞的9萬大軍，並造成了沈重的損失，迫使他在1288年之前完全放棄之前的軍事計畫。甚至流傳出這樣一種說法，蒙古軍在東南亞死於沼澤、瘧疾、陷阱的士兵比戰死的多出很多，總之，最終只有2萬名生病的倖存者向蒙古北部轉移。
蚊子不但觸發蒙古在東南亞的撤退，並引發了高棉文明的崩潰。到1400年，高棉文明毀於一旦，只留下了一堆讓人驚異的廢墟，包括吳哥窟和巴戎寺來提醒這裡曾經的繁榮和精巧。
與在高棉的經歷相同，在中國南部和在東南亞蒙古遭遇了同樣的災難，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政治內鬥，軍事損失和瘧疾爆發腐蝕，破碎、瓦解並耗盡了曾經無敵的蒙古帝國。
蚊子的世界征服史
此前我們提到蚊子，或者說瘧疾粉碎了亞歷山大大帝的印度夢，馬其頓軍隊在印度高熱高濕環境下被瘧疾折磨得筋疲力盡確有其事，歐洲歷史學家們還相信，瘧疾通過削弱人口的數量，在整個希臘文明的衰落中發揮了作用。但未經證實的推測說馬其頓國王本人也是死於瘧疾，就有些不太可信了。因為，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希臘人的著作中，希波克拉底就詳細描述了公元前400年人類發生的各種瘧疾，將間歇性瘧疾熱與其他傳染病的持續發燒區分開來，提及瘧疾導致脾臟變化，並且將病因歸結於攝入了死水，他認為患者鎖骨和臉部消瘦是由於他們的肉被溶解了，以喂養脾臟。所以說在亞歷山大之前希臘人就已經知道瘧疾的症狀，因此史籍上不會對他的死因作出模糊表述。
與之相同狀況的還有霍去病，由於《史記》中語焉不詳，多推測因匈奴將染瘟疫死亡的牛羊推入水源，使他染疫而死，但當時並無大疫的記載，所以另有人認為他染上的是瘧疾。問題是，《黃帝內經》中對瘧疾亦早有分類，據證候特點分類，有“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並給出了相應的診療手段，說明先秦時我國古代對瘧疾已有很深的認識，所以這種說法也不太可信。那麼難道真如陰謀論說漢武帝懼冠軍侯勢大因此毒殺了他？也許這個歷史謎題很難有所結論。雖然以上兩位死於瘧疾之說還有爭議，但世界歷史上確鑿無疑地記載了諸多關鍵性人物和軍隊被虐死，尤其是羅馬這座骯髒之城。公元四世紀，亞拉里克率領西哥特人攻陷了羅馬並大舉劫掠。他是第一個攻克“永恆之城”的蠻王。就在亞拉里克企圖乘勝侵入西西里和北非時，一場風暴阻止了他的計畫。不久他便死於瘧疾。公元452年，入侵歐洲的阿提拉軍隊遭遇了同樣的命運，被瘧疾止戈於羅馬。
536年，領導東方帝國軍隊的貝利薩留（Belisarius）包圍了羅馬，並計畫使該城挨餓投降。為了推進他們的計畫，士兵們破壞農場，摧毀渡槽以切斷羅馬的供水。但他們挖掘羅馬平原的行動惹怒了蚊子，隨著夏天的到來，瘧疾迅速蔓延。貝利薩留本人因發燒而深受重傷，雖然倖存下來，卻被打敗了。奧托一世皇帝於964年出兵羅馬以鎮壓叛亂，但他的所有士兵幾乎都死於瘧疾，仍然保持健康的人只系希望於能夠看到第二天的太陽。儘管有醫療干預，他的長子奧托二世（Otto II）於983年12月7日死於瘧疾，享年28歲。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I），也叫巴巴羅薩（Barbarossa）也曾試圖征服羅馬而遇瘧疾失敗。亨利二世的軍隊被瘧疾消滅，但亨利四世設法包圍了羅馬四次，此時歐洲軍隊已經深刻認識到瘧疾之害，於是在夏季，他總是從坎帕尼亞撤出大部分士兵，但留下的小部分軍隊總是被發燒消滅。
部分歐洲歷史學家忽視其他因素後得出一個結論：“羅馬亡於瘧疾”，這也許真是古羅馬帝國滅亡的部分原因。在羅馬北部發現了一千五百年前古羅馬時期的小孩屍骨中提取的DNA分析揭示出，小孩受到了能導致瘧疾的寄生蟲的感染。《聖徒傳》等歷史記載也記述了早在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間，古羅馬帝國曾發生過四次可怕的瘟疫，在第一次瘟疫中，帝國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亦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
略過蒙古西征那段金戈鐵馬，轉眼看看歐洲中世紀。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於1503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塞薩爾·波吉亞（Cesare Borgia）密謀統治整個意大利。但是不久，塞薩爾患上了嚴重的瘧疾，幸而被他的家庭醫生救了下來，但等到他康復時，興兵的機會也已經過去了。到15世紀末，哥倫布經過漫長旅程，終於拋錨於海地島，在他的第二次新世界之旅中建立了一個殖民地。一個月後，包括哥倫布本人在內的所有船員都遭受了一場可怕的高熱流行。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瘧疾在整個北美蔓延。據記錄，整個英國駐軍都死於這種疾病，一些歷史學家甚至推測，英國最終在約克鎮投降可能部分是由於嚴重的發燒流行所致。大約在1775年，美國大陸會議的第一筆軍事開支之一就是花300美元購買奎寧，以保護華盛頓免於感染。瘧疾和黃熱病幫助拿破崙·波拿巴擊敗了1801年在海地島的起義，但在1864年的西非戰役中，法國軍隊卻被疾病擊敗，連敵人的面卻未見過，來不及“撒上一粒火藥”就無奈撤離。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法國和德國軍隊在馬其頓被瘧疾拖延了3年。有一次，當法國指揮官被命令進攻時，他哭喪著臉回答：“遺憾的是我的軍隊因為瘧疾都住進了醫院。”據記載在該地區的120000名法國軍隊中，近80％的人因而住院。
1916年至1918年間，英軍有162512人因瘧疾入院治療，約25000名患有慢性瘧疾的英國士兵從馬其頓被遣送回國，除了這些撤離者外，瘧疾於1918年在該地區使英國遭受200萬人的損失。1917年，美國每1000人大約7.5人感染瘧疾。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人也因瘧疾而不得不傷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1943年5月的困境非常清楚：“如果我面對敵人的每一個師都必須依靠瘧疾住院的第二師和因這種衰弱性疾病而康復的第三師，這將是一場漫長的戰爭！”看來，將軍根本不擔心打敗日本人，但非常擔心不能打敗按蚊！有6萬美軍因瘧疾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死亡，除非成功抵禦瘧疾的襲擊，才可能取得勝利。合成抗瘧藥和諸如DDT之類的殘留殺蟲劑的開發和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瘧疾學的最大“貢獻”。消除了對奎寧作為唯一抗瘧藥的依賴性，並使用了許多新的抗瘧藥，例如氯喹，阿莫地喹，伯氨喹，普魯米尼爾和乙胺嘧啶。
1962年至1975年越南戰爭期間，美軍受瘧疾影響比子彈更多，在1965年至70年間，僅美軍就報告了40000多例瘧疾病例，其中78人死亡。與此同時，在中國，瘧疾也是每逢亂世的大敵。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為何七擒孟獲卻不畢其功於一役，非不願，實不能也，書中描述“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和“瘴氣密佈，觸之即死”所謂瘴氣，也就是瘧疾。《資治通鑑》記載，754年唐朝將領李宓領兵七萬征討南詔，將士十之七八死於瘧疾和飢餓，由此導致全軍覆沒，李宓被俘!對此，白居易有詩云：“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李定國在雲南最後之所以抗清失敗，關鍵原因也是因為瘧疾，還未開打士卒死者十已七八!直到1967年，人類才真正戰勝瘧疾，這一年，中國科學家建立523項目，開發基於青蒿素的抗瘧疾配方，部分也是由於越南軍隊同樣遭受瘧疾的侵害，於是向我國求助。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屠呦呦女士獲得了諾貝爾獎。
可怕的進化能力讓蚊子越來越難殺死
在青蒿素應用之前，奎寧一直是人類對抗蚊子傳播瘧疾的重要武器，幫助康熙等一大票歷史名人挺過瘧疾的危害，但這柄青龍偃月刀已經越來越鈍。為了防禦蚊子、抵抗瘧疾，人類自身開始遺傳突變。血液中的紅細胞變成新月或鐮刀形，大約在8000年前首先影響了尼羅河三角洲的農民，鐮狀細胞還可以防止氧氣到達重要器官，雖然是針對瘧疾的自我調整，但很容易就知道這種突變的危害，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類的脾臟和膽囊會萎縮。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瘧疾的傷害雖然最大程度被奎寧等藥物抵消，但仍然會引起皮膚泛黃，嘔吐，腹瀉和永久性精神病等併發症。蚊子日益進化，最終可以擊敗我們祭出的每一種武器。雖然DDT在許多國家暫時消滅了攜帶瘧疾的蚊子，但也在同時給人類帶來了癌症並對境造成了毒害，更為關鍵的是，耐藥性的存在使蚊子越來越難以被消滅。
如今，載有“超級細菌”的蚊子日漸成為人類的恐懼夢魘，似乎唯一可行的治療方法不僅價格昂貴，而且需要不斷改進以跟上病蟲害和它們所攜帶的瘧原蟲的進化速度，這就是青蒿素的出現為何如此振奮人心。有位哲人說過，生存能力最強的物種，並不是最聰明的物種。 而是最能適應變化的那一種。儘管我們無法從各種例證得出結論說蚊子就是主宰人類命運的充要條件，如古羅馬的滅亡就不能全部歸因於蚊子和瘧疾，政治紛爭、宗教衝突、內亂不斷、制度僵化、技術落後和窮兵黷武都深切地影響了古羅馬的命運。但總的來說，穿越千年，蚊子一直是影響人類命運的強大力量。雖然戰爭充滿暴力恐怖，但自然界的法則也許更加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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