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日，這是一個與以往沒有什麼太大不同的日子。儘管從萬曆中期開始，大明朝就已經是危機四伏，邊疆多警、旱澇頻仍、流民遍地、烽煙四起······。但是，帝都依然繁華，在大多數士庶眼中，大明還是那麼厲害了的，誰又能想到這離亡國不過只有18年了。
在這個尋常的日子，大約上午辰時的時候，北京內城西南角的火藥工廠——王恭廠附近忽然從東北方傳來狂吼的聲音。隨即，大震一聲，頓時天崩地塌，屍橫遍地，場面恐怖至極。長安街一帶，人頭、殘腿、斷臂紛紛墜落，石駙馬街有5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這場突如其來的天變也波及皇宮大內。因為出於武器控制的考慮，當初明成祖沒有把火藥工廠放在城外，而是放在城內的犄角旮旯的地方，王恭廠被認為是個安全的地方。哪裡想到，會出這麼一檔子恐怖詭異的事情。當時正在乾清宮的天啟皇帝也驚慌不已，隨侍的兩名太監則被震塌的殿瓦當場砸死。正在皇極殿上施工的兩千多工匠全部被震死，屍體堆在宮殿廣場。
王恭廠大爆炸
除此之外，不少京城官員也在這場天變中遇難，如工部尚書董可威失掉雙臂；御史何廷樞、潘雲翼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相隔180里的薊州城也受震動，城樓東角及數百間房屋坍塌。更為詭異的是，無論死者、生者，都衣飾全無，而西山一帶樹梢則掛滿衣物，昌平州校場也堆滿衣服、器皿以及銀錢首飾之類的物品。
這場災難帶來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是巨大的，但是在當時官員隱匿之下，上報朝廷的損失數字被大大壓縮，他們匯報的是“塌毀房間共一萬零九百三十一間，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人。”這個數字與當時很多親歷者的記載並不一致，大宦官劉若愚在《明宮史》中說：“殺有姓名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人也。”
天啟帝
高汝栻在《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中所記傷亡數字則更令人瞠目結舌：“王恭廠之災也，······震倒民房一萬九百餘間，人民壓死者五萬七千餘人，被磚石伏掩者又不計其數。”據現在的明史學者依據史料，參照災變損毀的面積與人口、房屋的密度進行推算，也認為塌房萬餘間、死亡萬餘人的說法比較可信。
從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北京的地震其實並不算稀奇事，但是這次詭異的大災卻令人恐怖，波及範圍之廣，傷亡損失之慘烈，以及種種現象之怪異，人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故而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恐慌。晚明筆記《梼杌閒評》中說，當時的京城“一城中驚得鬼哭神號······直至兩三日後方定。”
《梼杌閒評》
在相信天人感應的古代社會，在這樣災難面前，真正最慌的是朝廷，是皇帝。所以，朝廷除了撥款1萬兩白銀賑災之外，天啟皇帝朱由校還下了修省詔書，也就是自我反省書，號令大小官員共同修省，消餌天變。除了皇帝本人之外，當時權勢炙手可熱的魏忠賢閹黨也慌得一比，魏忠賢的親信司禮監秉筆太監李永貞可能是最慌的一個。
這一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李永貞在隨朝之時跌傷左腿，在梨園直房調治，這時可能就已感覺到冥冥之中自有天理，覺得自己在朝堂之上跌傷大腿實屬報應，而五月初六日王恭廠大災則讓他更為恐懼，請求退隱，雖然最終沒辭成職，但這種恐慌卻在閹黨內部蔓延。
很多在政治上原先屬於閹黨集團的官員，卻在此時以天變為契機，上疏要求朝廷整頓政治，這恐怕就是天變所致的政治恐慌。天啟皇帝發佈修省上諭的當日，大學士顧秉謙等人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為理論，認為王恭廠之災系“陰奸陽”的表徵，而落實到人事上則是刑獄不清，怨抑過重，因此，“請敕在京各衙門重大獄情經奉明旨俱開選法司，分別具奏，速與發落，在外責成撫按、有司不許淫刑以逞，庶天心嘉悅矣”，並彈勃自己，請求罷斥。
魏忠賢
緊跟著的第二天，兵部尚書王永光上疏請求修省，認為王恭廠之災“必朝有紕政，位有奸人，顛倒悖謬’所致。更有甚者，五月二十九日，吏部尚書王紹徽的上疏則更為激烈，直接批評皇上不知輕重緩急，民命之所關，安危之所繫，舉措政綱皆本末倒置。並告誡皇帝，刑賞乃君主之權柄，不可濫興大獄，屈打成招，否則只會天怒人怨。這顯然不像一位臣子對君主說話的語氣，其間充斥著教訓和指責。
這些依附於魏忠賢的官員們，為什麼這一次有這麼大的膽子和勇氣，敢不顧政治前途，甚至有點不顧生命地上疏說真話呢？原因可能就在天變上，駭人恐怖的天變讓他們慌得一筆，末世的危機感激發了他們的政治良知，所以才會有這樣反常的政治舉動。可以說，日後崇禎執政之初，魏忠賢的倒台，王恭廠大爆炸其實是奠定了政治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