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時間觀念，是人類生產進步的一大助力因素，在古代社會，人們的計時並沒有現代如此精妙且隨時隨地的方法和高科技參照物。古代人民瞭解時間最常見的方式便是通過自然環境的經驗判斷，或是朝廷所公示的時間標準。到了有唐一代，城市人口和生產劇增，時間觀念的精細又出現了更深層次的要求，因此，古代報時制度和方式在唐代有著質的飛躍。而承接唐後的封建王朝宋，極限化地超越了唐代的城市發展，正視了城市夜文化的誕生，這也意味著生產活動時間延長。而唐宋時代，“雞人”這一行走在世間大多數場所的職業，他的改變，也側面地反映了唐宋的城市發展歷程。一、盛唐“時間”觀念的改變及“城市鬧鐘”的出現唐貞觀以後，內外貿易的協調以及經濟文化的高度交融，令唐朝實現多元化的社會發展，而不再僅僅是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這也意味著，更多的生產方式也隨之出現，如此一來，唐代人們的“工作時間”，也同樣要進行更深層次的細分改變。早在唐代之前，我國古代普遍的“時鐘”是“漏刻”，其原理是通過水滴的規律配合“浮箭”上升變化來判斷時間，所謂“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指的就是古代的“漏刻”工具。但漏刻工具在唐代之前有著極大的侷限性，隨著唐代社會的發展，因為生產和文化的所需，才出現了唐代專屬的創新以及對漏刻的升級修改。1、“司時”部門的增員，區分季節時間概念所謂“司時”，自古以來每個朝代都有這個部門的影子。“司時”，顧名思義即為“計算及公佈”時間的部門，唐朝的“司時”部門與“天文”觀測合併為一個部門，名為“太史局”。隋唐以前，“司時”的大部分信息是掌握在統治者手中的，生活單一的百姓們也沒有瞭解具體時間的需求。到了唐代，司時部門的人員開始全面增加，據《舊唐書》記載，太史局中關於負責刻漏觀測的官員，“刻漏典事”以及“刻漏生”將近四百人，而頗具創新的是，唐代“典鐘典鼓”這兩項工作也有兩百人整。而“典鐘典鼓”也就是為在鐘鼓樓擊響“鐘鼓”昭告天下晝夜和時間的工作，這說明了，比起以前的時代，唐朝廷已經頻繁且密集公佈標準的“大唐時間”了。那麼除了官員的增加之外，刻漏及天文技術的注重，讓太史局對於時間的把控和計算更加精確。在南朝宋時期，刻漏被精確改為“二十五”箭，這其中就反映了古人對“冬夏”季的晝夜長短開始有了計算差別，那麼隨著唐代太史局人員的增多，天文再次有了新的研究突破，太史局正式把天文中“冬夏”的晝夜變化匯入“漏刻”中：“冬至之日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而自古以來便有的節氣規律，正式以“刻漏”的形式表現出來，最後天下人都得以知曉“冬夏至日”的時間，這是時間概念的一次巨大進步。
唐代“刻漏”
2、鐘鼓樓大量覆蓋，“時間”公有化唐代以長安城為例，鐘鼓樓的數目繁多，當時的長安繁榮，“市場貿易”非常旺盛，以至於唐代大臣馬週提出“街鼓”放在街道的小鼓樓中，以用來更精確地傳播時間給長安居民：“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以警昏曉”。這樣的基礎建設化設備，相當於露天“時鐘”，據唐朝廷的要求，當時的鐘鼓樓工作也並不輕鬆，他們需要：“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這意味著“鐘鼓樓”在唐代，不僅是分割“晝夜”的標準，更是“時間”流動的一個重要參考物，是唐代城市有規律的“鬧鐘”。高密度的鐘鼓樓，數百人的“報時”團隊，他們組成了“首要級”的報時系統，以範圍化的“鐘鼓聲”來儘可能傳播時間數據給城市百姓。這樣的進步是極大的，對於民間生產和規劃有著重要的輔助作用，這也是時間“公有化”的標誌，官方且科學的時間，不再是統治者的專屬物品，但同時，這和社會經濟發展回饋給唐朝廷巨大的稅收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
3、城市移動鬧鐘：“雞人”“雞人”是古代行走在城市街頭“敲鑼打鼓”報時的專業人員，因為他們的作用，是根據自然環境裡的“雞鳴”而來：“但取善作雞鳴者以代之，謂之雞人”。所以出於對他們的尊重，便稱之為“雞人”。“雞人”這一職業，在唐代發展為一個高峰時期，城市首要級的報時有“鐘鼓樓”，但鐘鼓樓終究是不能移動的，因此，唐政府還設置了“雞人”報時，行走於“坊市”，他們的工作是鐘鼓樓報時的延伸，也是報時職能的補充。唐代“雞人”的地位不低，他們是太史局裡的“司辰”，意味著“管理時辰”，是為九品官員。唐代“雞人”白天夜晚都有活動，但往往是夜晚活動最頻繁，他們或與“更夫”行走在城市內，遵循：“夜裡鼓打五更，雞人按更唱時”的“工作手冊”，在黃昏來臨的一更天，隨著鼓樓的正式報時，同樣開始著他們行走在城內的報時工作。而“雞人”們也是在宵禁之時，唐代城市十分特殊的“可移動”工作人員。直到五更天，他們都仍舊在工作，雞人可以說是唐代城市移動的“鬧鐘”，比起鐘鼓樓，雞人更展現了“生活”樂趣的文化。
二、宋代“雞人”工作變化所反映宋代社會的進步到了宋代，社會相比盛唐有了更加長足的發展，唐代末年所存在隱晦的“夜市”萌芽，正式在宋代發芽，夜市的合理出現，相應的“雞人”職能也開始有著相應的改變。宋承唐制，唐代大量的“司時”精髓都在宋代得到延續發展，宋代出現了時制更完善的“譙樓”，把時間再次深化細分：“氣二十四，候七十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十二時辰的概念，也更好地指導著雞人的工作，而這種細分的背後，是社會快速進步所對時間產生的新的需求，反映了宋代經濟生產和文化的嶄新篇章。1、變化一：雞人成為士大夫們的“下班鈴”宋代士大夫文化發展到鼎盛，成為時代主角的他們，上朝後有沒有具體的“下班”時間，也是一個歷史謎題。但事實，從宋代關於雞人的工作職能中就可以發現，宋代的士大夫也一樣有著規定的下班時間，時間一到，雞人報時，皇帝也不得“加班”，而且雞人除了“登朝”時需要報出“上下班”時間，他們還有多樣宮廷需要負責的報時工作，“自今以每大禮、御殿、登樓、入合、內宴，晝改時夜改更則用之”。其實早在南北朝時，就有專門的時官在皇帝身旁以“刻漏計時”，作為時間的觀察。宋代之所以出現了“雞人”報鈴這樣新的朝堂設計，主要原因便是“時間觀念”的加深，令士大夫階級也開始注重“上班”時間，這是生產力提高所造成的影響。正如宋仁宗時期，“和而不同“的士風往往都會引起士大夫們的爭論，或許正是準時的下班鈴，才讓宋仁宗從“爭吵”中解脫出來。2、變化二：雞人成為了“夜市”的“收店鈴”汴京、臨安夜市文化十分繁榮，夜市不僅是開始入夜時的吃吃喝喝，還有在吃喝之後，一些文人才子，或者是青年俊客，他們更喜歡前往“勾欄”聽大眾戲，或是前往“妓館”聽藝妓唱歌伴舞，享受直至三更的豐富夜生活。雖說宋代尊重夜市文化，但大部分商店在“三更天”都必須關門，而雞人，在宋代夜市出現以來，就被要求：“每更初皆雞唱”。因此，他們三更的“雞唱”可以說是“收店”的一個標誌，也是宋代人夜生活結束的一個標誌。那麼有宋一代，雞人的工作不再是神秘的，唐代雞人獨立於宵禁之外，顯得神秘，但在宋代，或許走在城市街頭，都能遇到拿著工具預備“唱時”的雞人，雞人也明顯更融入了人們的生活，是“走基層”的公務員。
三、唐宋“時間”需求增加的共同因素1、多元經濟取代單一經濟唐是我國古代“中外”交流頻繁的起源，漢文化以及經濟生產力的發展，輸出的大量的文化和商品吸引了大量的外國人來到中原王朝的中心，而到了宋代，包容的文化更助長了這一現象，因此唐宋時的報時制度的進步，本質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發展所驅動的。例如茶馬商業貿易，或是以手工業出口為主的新興行業，對於“時間”的規劃更加精準，而對於雙方需要交易的商客來說，以“鐘鼓”或雞人的定時為約定，更好於以往籠統的“日上三竿”之類的時間方法。2、社會豐富化，人們生活活躍程度增加唐宋以來，商業的高度發展也伴隨著豐富的城市生活的發展，相比以往單調生活的百姓們，生產勞作之餘到城市去享受服務也是一大趣事。就如北宋時而言，汴京居民喜歡“下館子”而不再自己煮飯，那麼鼓樓和雞人的“一更”報時，正是他們的“下館子”時間，也是“酒樓飯館”的迎客時間，這種豐富化生活的背後，時間的精確和同步，是為了市民生活得以獲得更高的體驗。
3、世界“時間”觀念的逐漸融合唐宋是“國內外”文化高度融合的時代，大量外國人的進入，對於時間的“統一觀念”自然會產生新的需求。這種現像是社會文明的進步，也是宋代大部分科技普及世界的重要“生活”基礎。時間的公開化，觀念的統一化，最後打造成一個密切連接的“經濟文化”圈子，形成唐宋豐富“外交及外邦”文化的模樣。結語：唐宋文化多彩多樣，從時間制度再到報時系統的完善，既代表著科學的進步，同樣也反映出了社會生產和發展的所需。唐宋以降，時間科學有了飛躍性的進步，這些發展都以唐宋為根基，大到天文小到分秒，都已經有了成熟的判斷方式和記錄方法。雞人文化也成為了重要的時代文化之一，印證著時代，也襯托著唐宋最樸素生活化的社會視角。
參考文獻：《舊唐書》《宋史》《週禮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