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的安史之亂不僅是唐代歷史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也可以說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安史之亂讓唐王朝從一個大一統的王朝走向分裂，而其後宋朝雖然在經濟在超越了唐朝卻無法恢復唐朝的疆域，並且在與外族的戰爭中始終處於下風。明清雖然一度疆域遼闊，但是唐王朝開明包容的文化氛圍卻逐漸消失。因此，可以說安史之亂不僅是唐王朝走向衰落的轉折點，也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落的轉折點。而這場改變歷史走向的大叛亂中，也引發了一段文化史上的公案，引發兩個文化巨人之間鮮為人知的恩怨情仇。
杜甫
詩聖杜甫，唐朝詩人最傑出的代表，一生留下千餘首璀璨詩篇，真實記錄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其中的《三吏三別》被稱為“詩史”，更是古代詩歌中現實主義的巔峰之作。顏真卿，唐朝名臣、大書法家，有人甚至認為最能代表盛唐氣象就是李白的詩作與顏真卿的書法。他的《祭侄文稿》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由於現存王羲之的《蘭亭序》是摹本，因此這篇書法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下第一行書。顏真卿與杜甫，這兩位文化史上的巨人，卻在安史之亂中有了交集，並且引發了一場恩怨情仇。
顏真卿
這兩個人生活在同一時代，顏真卿比杜甫年長三歲，並且共居長安多年，可是從現存材料上沒有看到兩人有任何的交集。但是，兩人卻有共同的好友高適和岑參。杜甫與高適、岑參相識多年，曾經同次同遊，互贈詩文很多。而這兩人又與顏真卿是好友，當顏真卿出任平原守時，兩人都有詩相贈。高適在《奉寄平原顏太守》稱其“銀印垂腰下，天書在篋中。自承到官後，高枕揚清風”，岑參更是在《送顏平原》中盛讚他“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馴鷗。蒼生已望君，黃霸（西漢名臣、歷仕武帝、昭帝、宣帝三朝，號稱漢興以來治民第一，位終丞相）寧久留”。從詩篇中，可見其交情非淺。最重要的是，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所描寫的那位“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的“草聖”張旭，就是顏真卿的老師。杜甫如此傳神的描寫，看來對張旭很熟悉，但如何會與其愛徒顏真卿沒有絲毫交往呢？
有人認為，這有種種原因——兩人性格不合，杜甫是典型的文人，性情有散漫的一面；顏真卿則是典型的儒生，克己服禮。兩人地位也不同，杜甫幾次考試落第，困頓長安；顏真卿當時雖然也不能說仕途得意，也曾經數次被貶出京，但25歲就高中進士，又出身名門，自然看不上杜甫。杜甫當時主要的生活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顏真卿官位不高，又不以文才著名，杜甫自然沒有結識他的必要。可是誰也沒想到，那場改變歷史走向的叛亂，竟然讓兩人有了交集。
“會杜甫論房管詞意迂慢，帝令（韋）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疏之。”——《新唐書·韋陟傳》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陷於叛軍之手的長安，投奔在鳳翔的唐肅宗。杜甫“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也令肅宗感動，5月16日被授為左拾遺。不久，志大才疏的丞相房管在陳濤斜大敗於叛軍，他因為替房管辯護而觸怒天子，負責審訊他的，就是御史大夫韋陟與崔光遠、顏真卿。韋陟為營救杜甫，不惜觸怒天子，最終未能拜相。顏真卿對於這位朋友的朋友是什麼態度，史書上沒有記載，但是《新唐書》上載“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一如既往地嚴格履行法律。在他的《祭侄文稿》中更是痛斥“賊臣不救，孤城圍逼”，導致其兄長一家“父陷子死，巢傾卵覆”。顏氏一門在安史之亂中有30餘人遇害，國仇家恨，他不僅會對叛軍有著徹骨之恨，對於房管這樣他認為誤國的大臣也會痛恨，是否也會將這種仇恨轉移至杜甫身上呢？或者，他也可能稟承皇帝意旨，想置杜甫於死地。但是，由於韋陟以及宰相張鎬的營救，杜甫最終只是被貶官，但這兩人之間的這段恩怨情仇就此結下了。
祭侄文稿
此後，兩人雖然再無交往，但是杜甫還是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顏真卿的批評。其集中就體現在他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所說的“書貴瘦硬方通神”。這一方面反映了他自己對書法藝術方面的審美觀點，另一方面也是對厚重豐腴的顏體書法的一種批判。這種說法，對於後世評價顏真卿書法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南唐後主李煜在《書論》中“顏真卿得其（王羲之）筋而失於粗魯”，甚至貶顏真卿書法“有楷法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耳”，宋米芾認為顏真卿“真（楷書）便人俗品”，都有著杜甫評價的影子。對此評價，蘇東坡也表現了不滿“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有人從當時唐朝書法從瘦硬轉向肥厚的環境出發，認為杜甫是對當時環境的批判。但是，如此絕對化的評價，應當摻雜了詩人的個人情感。而杜甫也就通過這句詩，將兩人的恩怨情仇埋了進去。
南唐後主李煜
770年，杜甫在漂泊中悲慘地死去了。14年後，在奸臣的陷害下，顏真卿落入叛賊之手，慷慨成仁。兩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我想，如果不是這場叛亂，兩人的人生或許會有交集，但不會是以這種形式實現。或許，他們可以通過共同的好友，有著更深的交往，從而對彼此有著更深的理解，也就會做出更為客觀的評價。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也曾批評張旭“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但是在《飲中八仙歌中》依然大書“張旭三杯草聖傳”。只是，歷史不能假設。或許正如這首詩中所寫的不同人物，每個人都有著自己不同的人生軌跡，但通過飲酒，通過杜甫的詩，他們成了一個文化現象。
最後有一點必須指出，無論兩人之間發生過什麼，這兩位文化巨人的成就永遠不會被貶低，不會被遺忘。
